吴忠将军讲述：亲历的“九一三”事件

1986年炎炎夏日，卸任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进行了多次颇具深度的交流。陶然，本名朱东北，是辽沈战役中英勇捐躯的解放军杰出将领朱瑞同志的幼女。由于吴忠将军曾是朱瑞同志的昔日部下，他们之间的对话显得格外坦率而自在，毫无拘束之感。

陶然女士录了谈话。

在吴忠的交谈之际，陶然的伴侣李大震亦立于其旁。

吴忠将军于1990年2月不幸遭遇车祸，与世长辞。同年11月，陶然亦追随而去。在生命的终章，她将吴忠将军的谈话录音带分别托付给了陈楚三与李大震二人，并郑重嘱托他们各自妥善保存一套，待时机成熟时整理并公之于众。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与林彪元帅并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九一三”事件堪称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党内部前所未有地发生过此类性质的事件。唯有张国焘之辈，竟投身于蒋介石旗下，堪与之相提并论。

对这一幕事先毫无预知。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亲临丰台，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及我等四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李德生同志刚从罗马尼亚出访归来，正欲汇报访问经历，然而毛主席似乎对此不甚关心。李德生同志继续讲述，毛主席却打断他，指出：“你们说的都是细节，我今天要谈的是大局。何为细节？你们捕过鱼，见过渔网吗？细节就像渔网的网眼，而撒网的绳子则是纲，纲举方能目张。”随后，主席转而谈论林彪的错误，强调“一句顶一万句，却毫无效果”。我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表明自己不愿担任此职，但似乎并未引起重视。主席还提到，夫人不宜担任秘书，认为这不妥；同时，他也批评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坚定地表达要彻底打破以郑维山为代表的山头主义集团。作为华北地区的一员，我对这一问题尤为关注。主席谈了很多，但核心议题仍是林彪问题。我推测，三中全会将解决林彪的问题。主席与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到达时，主席已在等候，并起身逐一与我们握手，显示出对同志的尊重；离开时，我作为最后一人离开，主席又起身表示无法留我们共进晚餐，直至我们走出车厢，他才重新坐下。

归途之中，我与吴德共乘一辆车。遂邀请他至家中共享晚餐，晚餐以面条为主。席间，我们深入探讨了如何有效传递信息的策略。我建议，观察李德生、纪登奎等人传达信息的方式，并据此制定我们的方案；吴德对此表示出了完全的认同。

主席与我首次交谈。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亦称庐山会议）结束后，华北会议随即召开，紧接着又举办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在汇报会上，黄吴李邱等人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席的批评措辞尖锐。刘子厚亦进行了反省，内容关联到河北省的局势。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华北会议与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召开，可能是为了清算林彪的问题。为何要在众人面前指出林彪的错误？尽管话语不多，但显然无需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及，这无疑是一种警示。林彪的地位无疑是显赫的。

“京蜂”蜂王浆胶囊

在丰台进行了一番交谈后，主席当天晚上便安排了国庆节的预演活动。此次预演吸引了三十八军等部队的参与，他们进行了精彩的分列式表演。随着夜幕的降临，杨德中在午夜时分给我拨通了电话，询问预演何时能够落幕，这原是总理的关切。我向他说明，预计大约在凌晨两点钟左右可以结束。他随即提出总理期望能否将结束时间提前，我表示完全可行，并立即告知可以立刻结束。然而，当时我们并未料到林彪已经悄然逃离。到了“十一”当天，并没有举行游行，而是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

夜深人静，当值午夜时分，杨德中忽然来电，紧急通知我们即刻赶往大会堂，同行者还包括吴德同志。抵达大会堂后，我们目睹总理正忙于向各大军区拨打电话，通报林彪逃亡的消息。他语气隐晦，似谜语一般，暗示那位久病在床的庐山会议发言者及其夫人，正踏着北行的路途，向苏联逃去。总理随即下令，海军舰队与各地区空军应直接服从各大军区指挥，此举措实际上削弱了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在总理的讲话中，林彪的名字并未被提及。电话挂断后，总理转身对我与吴德同志示意，手指向房门道：“主席就住在那间屋子里。”我心中揣摩，总理此举意在暗示，面对林彪这样重大的事件，主席并未留在中南海，而是亲自在此地，这无疑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准备；我坚信，他是在传达主席的指示。

总理强调，一架直升机正盘旋于怀柔西部约二十公里的高空中，似乎即将降落。经我确认，该处正是渤海所，这里既是一个盆地，又是一个小镇，也是公社的所在地。总理命令我立即派遣民兵和部队，务必搜寻到这架降落的飞机，封锁山区，捉拿任何逃逸者。飞机上携带着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必须确保其安全，绝不能让这些机密毁于一旦，任何文件都不能有所遗失。总理交代完任务后，我立即拨通了人民大会堂警卫三师的电话，指令离渤海所较近的七团迅速向渤海所方向进发，务必找到那架降落的飞机，防止机载物品受损，要求立刻行动。三师装备了机械化装备，步兵摩托化，行动迅速。接着，我又联系了卫戍区司令部，要求怀柔和延庆的民兵立即出动，封锁渤海所周边山区，逐步缩小包围圈，进行拉网式搜索，务必捉拿从飞机上逃逸的几人，绝不能让他们逃脱；同时，指派卫戍区副司令李刚前往现场指挥，要求他尽快赶到现场，但务必注意安全，并请通信部门为渤海所公社开通一条专线，保持联络；要求李刚指挥民兵和三师七团找到降落的飞机，确保机上的党和国家核心机密完好无损，任何文件都不能丢失。李刚接受任务后，迅速离开了。

拨通的电话话音刚落，总理便重返会议室，紧接着发表了一番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我们无需再进行无谓的猜测，随即提到了林彪的逃亡事件，并着重强调了即将到来的备战工作。此时，三十八军112师正在赤峰地区展开拉练，在行进途中，总理指示该师无需前往保定附近的地区，并委托我全权指挥；我建议将其部署在昌平，总理对此表示赞同。此外，总理还宣布炮兵第六师与坦克第六师也将纳入我的指挥范围。在告别之际，总理特别强调，此事仅限于吴德、吴忠二位知晓，不宜对外泄露；我建议将此事告知政委杨俊生同志，以免影响工作的正常进行。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决定仅让我们三人知晓，并对信息传播实施了严格的限制。

返程至我的办公室后，我与吴德同志共同向杨俊生同志传达了总理的谈话内容。李刚的第一则电话传来消息，报告称已寻找到迫降的直升机，并在其中发现了一具死者遗体——系驾驶员，不幸被周宇驰所害。同时，已成功抓获李伟信与陈士印二人。此外，还发现了两具尸体，经李伟信确认，系周宇驰与于新野，二人在高粱地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目前，调查工作仍在深入进行中。李刚的第二份报告指出，北京军区及北空部队正前往渤海所，此行由李德生主任亲自派遣。听闻此消息，我感到其中存在不妥，因为总理在分配任务时并未提及需要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的支援。我随即指示李刚，对于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的到来，必须展现出极高的尊重与礼貌，并妥善接待他们；同时，要求他们放下武器，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混战或资料损坏，若他们询问命令来源，则告知是卫戍区上级所下达。紧接着，我立刻向总理汇报了情况及我的应对策略，总理表示予以同意。我认为，若事先向总理请示，可能会错失瞬息万变的局势，导致混战爆发，而我的部队尚未做好充分准备。因此，我先提出了两项应急措施，以便在出现新情况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若总理有新的指示，我将据此进行相应的调整。

当夕阳的余晖洒落，我向总理详陈了目前的形势，并表示正加紧整理必要文件，拟将北京军区及北部空军的武器装备悉数归还，以助他们顺利回归各自驻地。总理对我下达指示，在通知他们此番决定之际，务必附上一句：你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李刚第三次来电，透露李德生主任亲自下令，要求迅速将人员、武器、文件等一切物资运往空军司令部。我对此存疑，考虑到对吴法宪的不信任，因此指派你前往空军司令部担任驻守。空军司令部的现状尚不清晰，难道除了吴法宪，就没有其他可信之人了吗？将罪证直接送到空军大院，这真的能保证其安全性吗？我已通知李刚，鉴于空军大院的不确定性，不宜将物资运送至那里。我要求他派出可信的干部和充足的武装力量，确保物资安全无误地送达卫戍区司令部，由我亲自接收，不得送往空军大院。李刚及时向我反馈了情况，并未擅自将物资送往空军大院。挂断电话后，我立即向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德生主任未经我们同意，便直接命令李刚将抓获的两名人员、武器弹药和文件一并送往空军大院。鉴于空军大院的情况不明，我已告知李刚需派出得力干部和充足武装力量，确保物资安全无误地送达卫戍区司令部，交由我处理。总理认为处理得当，并下令人员一到即进行审讯，指定我和杨俊生负责审讯，并要求携带得力的秘书。我随即邀请了副政委邹平光同志参与审讯李伟信，并随时向中央汇报审讯进展。审讯中，李伟信提到了一个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文件，这引起了我的重视。起初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工程文件，未曾想到它实际上是一份涉及政治问题的材料。陈士印作为飞行大队长，对此类情况了解有限。

自与吴德从总理处归来，我径直步入办公室。我即刻命令办公室主任，向各相关部门传达我的指令，对于总参、总政、总后的来电，必须详细记录，但对于任何询问情况，一律不得作出回应。这是我在返程后的首要职责，必须迅速截断这些联系，以确保我的部队与机关不再受到总参的干预和指挥。

李德生同志两次尝试通过电话与我及杨俊生同志取得联系，但均未果，且并未通过卫戍区机关，而是直接联系了渤海所。这让我感到不解，不知他为何会采取这种方式，是因缺乏经验还是另有原因？您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常驻负责人，似乎是对吴法宪的不信任，意欲让您取代其位。那么，您为何对空军机关如此信赖？至于您所派遣的部队，我未再深入调查，因为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过，我已经下令让他们解除武装。我不惧于冒犯主任，您的做法确实欠妥。总理曾赋予我一项任务，您应当了解，那就是寻找迫降的直升机。如有需要协助，您理应通过电话与我联系。对于部队的突然到来，我自然明白其目的。在向总理汇报后，他也赞同了我的处理方法。至于李德生同志两次的来电，我仍旧不明白其动机，只能直接向他询问。或许中央已经向他了解情况，但我对具体如何解决并不清楚。

李刚与我在渤海所的联络异常畅通，专设了专用线路。不久，他传来消息，称发现了一些被撕得支离破碎的纸张，上面用红铅笔书写的文字散落各处；将这些碎片一一拼接，大致内容仍可辨认，其中竟包含了林彪的亲笔签名，是致周宇驰、于新野的“手令”。此外，还有一封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件。整理这封信的碎片耗时颇多，碎片分几天陆续送达，我们一片一片地收集，我指示部队持续搜寻，即便损坏庄稼也给予高额赔偿。杨俊生花费了一周时间才将这些碎片成功拼对；随后，总理召集公安部专家协助，并通知了李震。专家们迅速完成了拼对工作，不到两小时便将信件交给了我。我将信件送至大会堂呈给总理，但信件上的抬头却是“永生”。当时黄、吴、李、邱四人仍在参会，总理让他们过目这封信。据总理事后所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过信后均表示不认识信中提及的人，而黄永胜看过后立刻坐了下来，情绪显得十分低落。又过了两天，找到了带有“月”字边的碎片，拼接后确认是“永胜”二字。总理将信件呈给毛主席，毛主席表示“总理亲自担保”，信件内容清晰指向黄永胜，这才最终确认了黄永胜的问题。

此外，便是所谓的“手令”。同时，还有一张印有飞机编号的信笺，字迹是用红铅笔书写的。此时，中央最终决意对黄、吴、李、邱四人实行所谓的“保护审查”，实则等同于隔离审查。我记得是在9月24日对黄永胜实施了逮捕。黄永胜声称未曾见到那封书信。提到的飞机编号，正是南逃前预定的编号。直升机降落在新野后，飞行员被击毙，众人随后奔向高粱地，躲藏在田埂与沟壑之间，与李伟信等人商议一同赴死。他高呼口号，誓言效忠林彪，但李伟信却朝天开了一枪，并未因此丧生。那封印有飞机编号的信笺，不翼而飞，仅剩下两片残骸。至于黄永胜收到的信件，内容较为完整，意图安抚他，不要慌张。

在对周宇驰与于新野进行尸检时，我特别叮嘱医生们务必对胃部进行详尽检查，以确认是否有文件被吞食。遗憾的是，医生的检查并未发现任何文件。尽管三份文件的碎片并未全部找回，但其内容已无需多言。警卫三师尽职尽责，搜查工作细致入微，即便遭遇雨天阻碍，也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才最终艰难地收集到这些碎片。直到九月十三日，即事件发生后第十天，黄、吴、李、邱四人才被实施隔离审查。

鉴于备战之需，中央高层决定将38军纳入卫戍区的指挥序列。在黄吴李邱四将领被隔离的前夕，一场至关重要的作战会议被紧急召集。彼时，黄担任总长的重任，我们向总理呈递了报告，总理亦将报告内容转交给了黄吴二人，以图安抚他们的情绪。在作战会议上，林彪逃离的消息被传达，据此，我们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全面进入备战状态。

我推测，林彪可能预见到主席从南方返回京城后，便会召集召开三中全会，或许他已经察觉到这一举措的真正意图是解决并清算他的问题。批陈整风的风波已将他牵涉其中，叶群也进行了自我批评；一旦三中全会对他进行清算，即便他试图逃避，也将无路可退。考虑到他对毛主席的深刻了解，他或许已经在心中策划，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先行逃离，这或许正是他的计划所在。

在北戴河的逃亡时刻，林彪所乘坐的，是一辆装备精良的红旗轿车。但就在那一刹那，8341警卫部队突然开火，众人误以为叶群和林立果已经将林彪劫持。他们推搡着、搀扶着林彪，强行将他塞入车内，随即枪声大作。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景，只见车窗上留下了数道弹孔，幸运的是并未穿透。一名警卫科长匆忙跳下车，却不幸中弹。车门未能完全关闭，车内人员勉强将他拉至山海关。警卫部队开枪实是出于对林彪的保护，误以为他已被绑架。在逃亡途中，林豆豆的下落不明，让林彪倍感忧虑；而他的女儿也藏匿在警卫部队之中。他随即向中央报告了林彪逃跑的消息，声称他已前往广州，并未提及苏联。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林彪临时做出的决定，可能是因为林豆豆的失踪而心生忧虑，担心机密泄露，再加上对广州的依赖变得不再可靠，因此他选择了前往苏联。这是我根据当时的情况所作出的推测。

在一场会议的讨论中，我作为林彪专案组的成员之一。江青明确指出林立衡是林彪的卧底，力主将其拘禁。对此，周恩来总理显得相当不满，他下令将此事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在充分了解情况后表示，若非林立衡向我们透露了情报，我们恐怕仍会被蒙在鼓里。基于这一事实，便在关于林彪的“一号文件”中特别提到了“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