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亲历记：九一三事件的台前幕后

吴德（1913-1995），在“文革”爆发前，曾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966年，他被调至北京，随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以及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自1972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作为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曾担任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踏上南巡之旅，途经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城市，沿途会见了各地党政军的主要领导，进行交谈并传递问候。9月12日正午13点10分，他的专列抵达北京丰台车站，随后他再次召集北京的党政军领导，进行了南巡的最后一次重要谈话。

（公元1971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巡游南方之际，与随行的警卫队伍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吴德在访谈中提及，毛主席此次南巡，乃沿津浦铁路返程。当抵达济南之际，汪东兴便通过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向李德生传达了相关信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时任副总理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吴德和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谈话。

1971年9月12日的午后，他们一同抵达丰台，登上了毛主席的专列。在毛主席的交谈中，汪东兴亦在座。

毛主席的言论中，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详述了党的历史中历次路线斗争的经过，还深入探讨了去年庐山会议所涉及的种种议题，并对会议结束后实施的诸如“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策略进行了剖析，同时亦对华北会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毛主席曾言：“庐山会议，乃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攻击，五位常委暗中隐瞒了三人，通过散发简报煽风点火，颇有要将庐山炸平、使地球停止转动的态势。”显而易见，庐山会议乃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一次行动，其核心目标直指设立国家主席、鼓吹“称天才”的理念。

毛主席曾言：“何来‘顶峰’之谈，‘一句话顶一万句’亦过分矣！我曾屡次强调，不应设立国家主席一职，我亦无意担任此职，我曾言明六次，然而他们却置若罔闻，我的话语半点效力也无，简直如同零。”

毛主席曾言：庐山会议之事，尚未画上句点。黑手不仅陈伯达一人，其后亦有所人。

毛主席对将妻子委以办公室主任职务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明确指出了黄永胜的错误。

在交谈中，毛主席指出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系属反革命简报。闻听此言，吴德立刻进行自我批评，并表示：“主席，我在6号简报正式印发之前已签署了姓名，这暴露了我的政治错误。”

毛主席挥挥手：吴德有德，没事了。

吴德回忆称，毛主席提及“这是个集团”时，吴忠便问道：主席，是否有可能存在坏人呢？

毛主席：你说得对，吴忠忠诚。

毛主席关切地了解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最新进展，吴德等同志便简洁地向其做了汇报。

毛主席屡次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坚决摒弃修正主义；必须追求团结，坚决抵制分裂，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必须行为光明磊落，坚决摒弃阴谋诡计。

谈话持续至下午三点多。

返抵丰台之后，吴德便前往吴忠的住处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交谈过程中，他们互诉己见，同时亦在思考是否将毛主席所提及的历次路线斗争的相关内容进行传达。

吴德建议，尽管毛主席未直接提及林彪的名字，但提及陈伯达后其意自明。因此，或许有必要事先向市委常委或市委书记们透露毛主席的谈话内容，以防未来出现问题时大家缺乏思想准备。然而，如何传达这一点呢？毕竟毛主席并未直接点明林彪的名字。

他们俩直至深夜一点多仍旧未能就如何传达毛主席的讲话达成一致。吴德提议：“看来今日难以议出妥善之策，不妨明日再议。”

陈伯达与林彪关系日益亲密。

归家后，吴德即刻服用了安眠药以寻求休息。然而，他躺下不久，便在凌晨三点多钟的时刻。1971年9月13日凌晨电话骤然响起，正是周总理的通知，要求他即刻前往人民大会堂。他昏昏沉沉地套上衣物，便匆匆赶往那里。

吴德抵达大会堂之际，恰逢政治局会议刚刚落幕。他目睹了黄永胜等一众官员匆匆登车离去。途中，他偶遇了纪登奎，便询问总理召唤他有何要事。纪登奎手指东大厅旁的一间小屋，示意他前往那里面见总理。

吴德进至周总理居所，目睹总理正手持红色电话机与各军区进行通话。总理招手让吴德入座。吴德观察到总理神色略显焦虑，电话中传来的声音透露着紧迫：那在庐山会议上率先发言之人，携家带口，已搭乘飞机逃离至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责令各军区即刻进入紧急备战状态。部分军区负责人对逃往蒙古之事感到困惑，于电话中询问，总理急切回应：难道你们还不明白？

闻得周总理如此言辞，吴德顿时洞悉了其中的原委。总理通话结束后，他向吴德透露了实情：林彪已经逃逸，他乘坐的是一架三叉戟飞机，正朝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方向疾驰而去。雷达追踪显示，飞机已深入蒙古境内超过两百公里，但随后便失去了踪迹。

吴德问：怎么不打下来？

周总理曾言：“切勿轻举妄动，一旦开战，后续问题将难以明辨。”

周总理对吴德指示道：“北京军区需即刻进入紧急备战状态。”此外，一架直升机已从沙河机场升空，周宇驰等人正乘坐该机，目的地同样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并计划进行迫降。你们需迅速动员北京市郊区各县的民兵力量，严密监控飞机的降落位置。

周总理指示道：“请卫戍区派遣部队加强对北京郊区数个机场的管控，以杜绝飞机擅自外逃的情况发生。”

吴德向周总理提议，关于战备事宜，仅与他一人商讨实属不便。他询问是否可以邀请北京军区及卫戍区的负责人一同参与讨论。

周总理表示了同意。随即，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迅速拨通了电话，通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同志、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同志火速前来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

陈先瑞与吴忠抵达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林彪外逃的始末，并传达了毛主席及党中央的重要指示。随即，首都即刻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经周总理指派，吴德与吴忠肩负起执行任务的重任，对林彪外逃事件须严格保密。

经过吴德与吴忠的商议，他们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卫戍区的杨俊生政委应加入他们的工作团队。周总理随即询问了杨俊生的相关情况。吴德和吴忠表示，杨俊生是一位值得信赖、可靠的同志，他的加入将有利于任务的执行。周总理对此表示赞同，并下令北京的紧急战备工作由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人共同负责。同时，他强调除三人外，不得向任何他人泄露林彪外逃的消息。

（在1971年的“五一”晚会上，林彪的公开亮相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

周总理部署了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二、为加强首都外围的防控措施，派驻卫戍区部队对北京周边机场实施了严密封闭管控。未经明确指令，任何飞机均不得擅自起飞，亦不得降落。一旦发现飞机在未获起飞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升空，须立即采取行动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需强化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关键警卫对象的安保措施，同时，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周边区域亦应增派兵力，以提升安保力度。

四、各部队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已部署针对北京地区的防空降作战任务。

吴德与吴忠踏进卫戍区时，晨曦已近破晓。二人随即唤来杨俊生，共同商议并分配了任务：

伊始，部署民兵负责对天空进行监视，同时卫戍区整备了一支摩托化部队，随时待命，以便迅速出动至飞机降落区域。

随后，他们派遣了卫戍部队封闭了北京的五个机场，包括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以及东郊机场。部队入驻后，严格执行命令，全副武装，对未经周总理批准擅自起飞的飞机，即刻采取开枪、开炮等措施予以制止；同时，在机场跑道上布设障碍，以阻止飞机起飞；此外，他们还将所有飞机的油料全部抽离，并增派兵力严守油库。在机场空军的协同下，卫戍部队圆满地完成了既定任务。

13日，一架直升机被迫降落在怀柔县沙峪。当地民兵迅速将情况上报至县武装部，随后县武装部长即刻向驻地的警卫第三师进行了汇报。警卫第三师闻讯后，迅速派遣部队对该区域实施了严密封锁。上午10点，北京卫戍区办公室接到警卫第三师从怀柔渤海所打来的电话，通报称该师的第七团与当地民兵已成功在怀柔沙峪发现并包围了迫降的直升机。

在飞机即将着陆之际，民兵们目睹了直升机在天际摇摆不定。不久后，他们得知这是陈修文驾驶的飞机在空中盘旋。陈修文与周宇驰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在争夺周宇驰手枪的过程中，周宇驰不慎开枪，陈修文英勇牺牲。事后，李伟信透露，陈修文、陈士印与周宇驰位于前排，而于新野和李伟信则坐在后排。于新野在后排听到枪响后，惊慌失措地朝前方射击，不幸的是，这一枪击中了周宇驰的手腕。

陈士印降落后，在直升机内佯装死去，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迅速跃下。奔跑片刻，三人深知无法逃脱，遂商议自尽。周宇驰提议：“我先了结你们二人，随后我亦将追随。”于新野与李伟信则表示，宁愿自行了断。他们遂于玉米田中，各据一畦，举枪对准自己。周宇驰与于新野相继倒地，而李伟信的枪口却指向了天空，未能完成自尽之举。

吴德回忆起一个有趣的插曲。9月13日，一支武装的空军小分队抵达现场，他们可能是空军的警卫部队。这支部队与卫戍区的人员取得联系，表达了将人员、直升机及其搭载的所有物品一并移交给他们的意愿，并声称这是他们接到上级命令后的行动。

林彪叛逃后，中央派李德生处理空军问题，坐镇空军司令部。但卫戍区没有接到相关的命令，这次来的又是武装部队，卫戍区要不要按他们提出的要求执行？吴德、吴忠两人商量后决定：空军出的事情，这些东西再交给空军处理，显然是不妥当的，人和东西都不能交。他们还告诉卫戍区的戒严部队，没有周总理的指示，无论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允许进入戒严区，更不允许取走任何物品。

随后，吴忠指示相关人员精心接待该部队，并同时将武装部队的枪械进行了暂时收缴。在部队返程之际，枪械被悉数归还，他们是在卫戍区武装力量的严密监控下安全离去的。吴忠随后将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和结果上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对此表示赞同。

当日上午，我们已将飞机上的物资以及李伟信和陈士印先生安全送达卫戍区。至于地面上散落的碎纸片，我们也尽力搜集，当天所能找到的都已一并送达。

吴德一行人仔细查看了运来的物品，其中包含了若干中央文件，其中不乏国防科委就导弹与原子弹技术所涉的机密资料；此外，还有一封来自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的信件。一盒录音带也夹杂其中，以及三万美元现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上面记录了诸如“B-52”、“眼镜蛇”等隐秘代码。

“你他娘的胡言乱语，什么工程不工程的！”

9月13日，吴德透露，他们自那日起未曾合眼。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人彻夜聆听录音，并对照那些已被撕毁的信件碎片。然而，录音机播放出的声音杂乱无章，无论怎样聆听，都无法辨识出任何线索。

“请你转告公安部，让他们派人协助处理此事。”

李震、于桑（公安部）两位均为副部长。已至。经公安部的技术处理，录音内容得以清晰呈现，信件亦在处理后迅速恢复原貌。李伟信供述：此录音乃林立果在叶群与黄永胜通话过程中所偷录。公安部技术人员透露，林立果在录音过程中对速度进行了调整，系以多种速度分别录制而成。

他们逐一详尽地登记了所有物品，随后编制了一份详尽的清单。吴德、吴忠以及杨俊生、于桑等人员均在清单上郑重签名，并随即上报至中央。中央随即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由周总理亲自担任组长，日常工作则由纪登奎、汪东兴两位同志具体负责。中央亦明确指派吴德和吴忠参与专案组的各项工作。

13日，遵循中央的指令，旨在强化北京地区的战备能力，北京军区下达命令，将三十八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以及炮兵六师，共计六个部队，纳入北京卫戍区的统一调度。由此，卫戍区的兵力规模增至十个师，其中包括原有的四个师与新增的六个师。

吴德与吴忠深感肩负重任，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明确了防御工作的关键区域：北至南口，东临首都机场周边，南至保定以北地区。

13日至14日，部队已悉数抵达既定阵地。15日，卫戍区组织了一场作战会议，吴德、吴忠、杨俊生等领导悉数出席，各师的负责人亦均到场。吴德透露，当时卫戍区所采取的应急措施，旨在一个核心目标：内御政变，外御侵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

因而，北京卫戍区肩负着诸多关键职责。然而，彼时保密工作尤为重要，下属对此事一无所知，导致在执行任务时频遇困境。频繁的询问使得局面颇为棘手。在周总理的批准下，15日，卫戍区再次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向与会者通报了林彪叛逃的相关情况，并传达了中央的决策指示。

吴德透露，与会者听闻林彪叛逃的消息，无不为之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