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襄阳攻防战中白崇禧的援军迂回路线选择：一场关于地缘战略、派系矛盾与军事指挥权衡的历史博弈

1948年襄阳攻防战中白崇禧的援军迂回路线选择：一场关于地缘战略、派系矛盾与军事指挥权衡的历史博弈

翻看1948年的战史资料时，襄阳这个名字总会让人停下来多想一会儿。这座汉水边上的古城，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到了1948年7月，它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那年6月，豫东战役打得很激烈，国民党军损失不小。蒋介石急着调豫南、鄂北的部队北上增援，襄阳的守军就这么孤零零地留在那儿了。守城的康泽是黄埔三期的，但这人长期搞党务特务工作，打仗的经验其实不太够。手里就那么几个杂牌旅和保安团，加起来可能也就不到两万人。而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南下的时候，兵力大概有三万多，这个对比，你自己琢磨琢磨。

有意思的是白崇禧当时面临的选择。最近的援军在南阳，整编第9师是美械部队，装备不错，距离襄阳也就125公里。但白崇禧似乎很犹豫——南阳要是空了，解放军趁机占了怎么办？桂系在湖北经营多年的地盘可不能丢。最后他决定调驻信阳、驻马店的第7军和整编第20师，这两支部队加起来约五万人，战斗力确实强一些，只是驻马店到襄阳有四百多里地。

我觉得白崇禧在1948年7月10日那次军事会议上说的那句话挺耐人寻味的：“救兵如救火，但若途中被截击，则襄阳难救且援军亦亡。”这话听着像是在权衡利弊，但背后或许还藏着更复杂的考量。

援军的路线选择就更值得说道说道了。摆在白崇禧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直线急进，经泌阳、唐河、新野直奔襄阳，大概要走七到十天，中间还得过唐河和白河；另一条是绕个大圈子，先坐火车到孝感，再沿汉水北岸经应城、京山、钟祥、宜城到襄阳。

白崇禧选了第二条路。他给的理由听上去都挺充分：孝感离武汉近，是核心控制区，安全；可以提前安排架桥；就算襄阳守不住，援军还能就地固守荆门、宜昌。但这条路绕得有点远，时间上可能就来不及了。个人感觉，这个决策背后，或许还是那个“保存实力”的念头在作祟。

襄阳城里的康泽着急得不行，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往外发。蒋介石7月12日回电说了句挺漂亮的话：“当此艰危之际，正是磨炼胆识之时。”但这话对守城的人来说，大概也就只能算是精神鼓励了。白崇禧对康泽的指挥能力似乎不太信任，在电报里说得也挺直接：“康泽不懂军事，既不能利用外围据点逐次抵抗，又不能固守城郊与城内相互策应。”

当时在华中剿总当少将处长的覃戈鸣后来回忆了一些细节。7月14日开军事会议的时候，有参谋质疑：第7军从孝感出发，就算一天走五六十里，中间休息一天，也该在16日前到襄阳附近了，怎么还没动静？白崇禧当时沉默了一会儿，说的那番话挺值得琢磨：“战场上直接指挥者既未认清共军战略阴谋，最初使用兵力即嫌过度分散……”这话听着像是在推责任。

解放军这边，王近山的战术打法倒是让人眼前一亮。襄阳三面环水、西靠群山，按常理该先拿下南山才好攻城。但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先攻万山，守军一撤就顺势逼近铁佛寺，从地面地下两路进攻。7月16日凌晨，康泽躲进司令部地道的时候，被从死尸堆里揪了出来。

第7军这边，工兵营7月12日就提前出发去钟祥搭浮桥了，但赶上雨季，河水暴涨，浮桥两次被冲毁。等到7月19日先头部队到宜城的时候，襄阳已经失守三天了。这种局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挺尴尬的。

战后白崇禧写了份《襄郢会战史》，把责任都推给康泽和蒋介石，还暗指蒋介石“越级指挥”。覃戈鸣后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到位的：“白崇禧的决策从军事角度看无可厚非，但从政治角度看，他更关心桂系地盘的安全而非襄阳存亡。”

襄阳这一仗，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两万多人，缴获火炮一百多门。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或许是它暴露出来的那些问题：派系之间互不信任，战略目标不统一，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种局面下，仗要怎么打得赢呢？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表面上看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往深了想，背后都是人心和格局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