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又文：白天他是傅作义的得力助手，夜晚又化身我军高级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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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深秋的西柏坡，一份标注"绝密"的情报摆在毛泽东案头。

情报详细记录着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当天军事会议的全部部署，从兵力调配到城防调整，甚至包括他对蒋介石嫡系的猜忌，距离会议结束仅过去6小时。

毛泽东感慨："我们好像有一个人坐在傅作义的作战会议上。"

在通讯落后、特务密布的北平城，这种近乎"实时直播"的情报能力堪称奇迹。

傅作义的核心决策圈层层设防，军统特务24小时监视，谁能突破封锁，将最高机密源源不断送出？

这个隐藏在敌人心脏的神秘情报源，究竟是谁？

他如何在刀尖上行走十二年，成为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无形利剑"？一段关乎北平和平解放的隐秘传奇，由此展开。

01

1948年深秋，华北平原寒意渐浓，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

在西柏坡的解放军总部作战室里，一份标注着“绝密”的情报正摆在毛泽东的案头。

情报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当天军事会议上的全部部署：从张家口一线的兵力调配到北平城防工事的最新调整，甚至包括傅作义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猜忌与不满，都被清晰地呈现在纸上。

毛泽东手指轻叩桌面，目光扫过情报末尾的落款时间——距离会议结束仅过去6小时。

他抬头对身边的周恩来感慨道：“我们好像有一个人坐在傅作义的作战会议上。”

这句话并非夸张，当时解放军对傅作义集团的情报掌握，精准到令人惊叹的程度。

傅作义的嫡系部队第35军刚完成整编，其新编制表就出现在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的指挥部；

他私下与蒋介石特使的密谈内容，三天内便会一字不差地传到西柏坡；

甚至他因战局不利而彻夜难眠、在办公室踱步的细节，都能被情报人员捕捉到。

在那个没有卫星监控、通讯基本靠无线电和人力传递的年代，这种近乎“实时直播”的情报能力，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堪称奇迹。

时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的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对傅作义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他的部队刚有调动迹象，我们就能判断出其战略意图。

这种信息优势，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关键基础。”

但这份奇迹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谜团：在傅作义层层设防的核心决策圈里，究竟是谁能突破严密的封锁，将如此敏感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出来？

随着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平津地区的局势愈发紧张。

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对内部人员的审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苛程度。

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特务像幽灵一样渗透在北平城的各个角落，高级将领的电话被监听，往来信件被拆阅，甚至家人的日常活动都受到监视。

在这种“草木皆兵”的环境下，情报传递的风险系数呈几何级增长，而解放军的情报来源却从未中断，这更让这个神秘情报源的身份显得扑朔迷离。

02

要揭开这个谜团，首先要明确这个神秘情报源必须具备的条件。

经过情报专家的反复分析，四个硬性条件逐渐清晰起来，如同四把钥匙，只有同时拥有它们，才能打开傅作义的机密宝库。

第一个条件是核心接触权。

这意味着此人必须能直接参与傅作义的核心军事会议，接触到标有“绝密”等级的战略文件。

傅作义的军事会议分为不同层级，只有极少数人能进入最高级别的“密室会议”，这类会议往往没有正式记录，参会人员不超过五人，讨论的都是关乎全局的战略决策。

能进入这个圈子的人，必须是傅作义绝对信任的核心幕僚。

第二个条件是深度信任。

傅作义是个性格复杂的将领，既有爱国情怀，又有军阀特有的多疑与谨慎。

他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始终保持警惕，对身边的人更是“听其言、观其行”，需要长期考验才能建立信任。

这个情报源不仅要能接触到傅作义的工作，还必须能走进他的内心，了解他的思想动态、情绪变化甚至私人顾虑。

傅作义在战局不利时会向谁倾诉？

在面临重大抉择时会与谁商议？

这个人必然是他推心置腹的对象。

第三个条件是安全通道。

在特务密布的北平城，传递情报比获取情报更危险。

一份军事部署图、一段会议记录，哪怕是几个关键数字，都可能需要冒着生命危险送出。

这个情报源必须有合理的身份掩护和稳定的联络渠道，既能解释自己的行踪，又能避开特务的盘查。

他的联络方式必须极其隐秘，可能是通过暗号接头、秘密电台，甚至是利用日常工作的便利进行信息传递。

第四个条件是坚定信念。

在国民党的核心阵营里做潜伏工作，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一旦暴露，不仅自己会被处决，还可能连累家人和组织。

支撑这个人坚持下去的，必然是超越个人安危的坚定信念。

这种信念可能来自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也可能来自对民族解放的渴望，正是这种信念让他能在孤独与危险中坚守使命。

按照这四个条件，情报部门开始对傅作义的核心圈子进行逐一筛查。

第一个进入视野的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

邓宝珊是傅作义的同乡，两人交情深厚，在军中地位仅次于傅作义。

但邓宝珊主要负责对外联络和统战工作，较少参与具体的军事部署，对核心军事机密的接触有限，不符合“核心接触权”的条件。

接着是政工处长王克俊。

王克俊负责部队的政治宣传和思想工作，能接触到部分文件，但他的工作重心在舆论引导而非军事决策，从未进入过傅作义的“密室会议”。

更重要的是，傅作义对政工系统始终保持距离，很少与其讨论战略问题，王克俊自然无法满足“深度信任”的要求。

参谋长李世杰是另一个重要人选。

作为参谋长，他直接参与军事规划，具备“核心接触权”，但李世杰是蒋介石派来的“掺沙子”人选，与傅作义之间始终隔着一层。

傅作义对他“用其才而防其心”，重要决策很少与他深谈，私人关系更是谈不上亲密，因此“深度信任”这一项难以达标。

还有几位高级将领，如第35军军长郭景云、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等，虽然能接触到部分军事机密，但他们常年驻守城外，很少参与傅作义在北平城内的核心决策会议，且作为一线指挥官，行动受到的监视更为严密，很难建立稳定的情报通道。

一圈排查下来，傅作义核心圈子里的知名人物都因各自的局限性被排除了。

这个结果让情报人员陷入沉思：难道这个神秘情报源并非身居高位的将领，而是隐藏在更不显眼的位置？

随着1949年1月北平局势进入倒计时，这个谜团的破解也迎来了关键时刻。

03

1949年1月的北平城，寒风呼啸，人心惶惶。

傅作义站在中南海居仁堂的窗前，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内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煎熬。

此时的他，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战”“和”“逃”的三重抉择。

蒋介石的专机已经停在南苑机场，随时准备接他南下；

以郭景云为代表的主战派将领拍着胸脯保证“能与共军决战到底”；

而以邓宝珊为代表的主和派则劝他“为北平百姓着想，接受和平改编”。

傅作义的每一次犹豫、每一次摇摆，都牵动着北平数十万军民的命运。

就在这局势瞬息万变的时刻，解放军对傅作义的情报掌握反而更加精准。

1月6日，傅作义在密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驻守南口的第101军撤回北平城区，加强城防。

会议结束仅4小时，这份调整命令的副本就送到了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的手中。

聂荣臻当即下令：“趁敌调动立足未稳，迅速占领南口阵地，切断敌军退路！”

1月10日，傅作义与蒋介石特使顾祝同密谈，顾祝同以“授予华北军政全权”为诱饵，劝傅作义率部南撤。

这次密谈没有任何记录，只有傅作义和顾祝同两人在场，但两天后，毛泽东就收到了密谈的全部内容，包括傅作义当时的表态：“容我再考虑三日，三日后给委员长答复。”

更令人惊叹的是，解放军甚至掌握了傅作义的心理变化。

情报显示：“傅作义近日失眠严重，常独自唉声叹气，对左右说‘打则必败，逃则无安，和则未知’，内心极为矛盾。”

这份情报为解放军制定和平谈判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时的北平城，已经成为一座巨大的牢笼。

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城内布下了天罗地网，代号“华北督导组”的军统小组直接受毛人凤指挥，对傅作义身边的人员进行24小时监视。

他们在傅作义的办公室、卧室都安装了窃听器，甚至连茶水房、走廊拐角都安排了眼线。

任何与外界的非正常接触，任何可疑的文件传递，都可能触发特务的警觉。

1月12日深夜，一名特务发现傅作义的一名秘书在府右街的一个邮筒前停留了片刻，立即上前盘查。

虽然最终没有搜出可疑物品，但这次盘查让整个情报网络都绷紧了神经。

然而，就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情报传递依然畅通无阻，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傅作义集团的核心，这背后究竟是谁在支撑？

当时负责北平情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不知道情报源会不会暴露。

但每次收到精准的情报，我们又充满了力量。

我们知道，有一位同志正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他是我们最可靠的‘眼睛’和‘耳朵’。”

随着解放军对北平的包围越来越严密，傅作义的决策也越来越频繁，情报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这个神秘情报源的每一次信息传递，都可能影响整个平津战役的走向，甚至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答案：这个在刀尖上跳舞的英雄，到底是谁？

04

在傅作义的核心幕僚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并不像邓宝珊、李世杰那样引人注目，但他的实际作用却远超常人想象。

他就是傅作义的私人秘书、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

阎又文来自山西荣河县，1938年进入傅作义部队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文书。

他身材中等，戴着一副细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不善言辞，但笔下功夫却极为了得。

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演讲稿，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

傅作义常对身边的人说：“又文的笔，比我的枪还管用。”

凭借出众的才华，阎又文在傅作义部队中一路晋升：1939年任文书组长，1941年任机要秘书，1945年任私人秘书，1948年升任政工处副处长。

短短十年间，他从一个普通文书成长为傅作义身边的核心幕僚，这个晋升速度在等级森严的国民党军队中极为罕见。

更重要的是，阎又文与傅作义有着特殊的“同乡情谊”。

两人都是山西人，说话带着相同的乡音，有着相似的生活习惯。

在远离家乡的北平，这种乡情成为了拉近彼此距离的纽带。

傅作义是个很重乡情的人，对山西籍的幕僚往往格外信任，而阎又文的沉稳可靠、才华横溢，更让傅作义对他刮目相看。

用之前的四个条件来衡量阎又文，答案几乎呼之欲出。

在核心接触权方面，阎又文堪称傅作义的“左膀右臂”。

傅作义的所有重要军事会议，阎又文都以秘书身份参与记录；

所有标有“绝密”的文件，他都有起草和保管的权限；

甚至傅作义与各部队指挥官的往来电报，都要经过他的手处理。

用傅作义的话说：“又文知道的，比我自己记得还清楚。”

在深度信任方面，阎又文更是无人能及。

傅作义性格内向，很少向人表露心迹，但对阎又文却几乎无话不谈。

深夜的居仁堂办公室里，两人常常相对而坐，从战局分析到个人顾虑，从国家前途到家庭琐事，傅作义都会与阎又文探讨。

有一次，傅作义甚至对阎又文说：“又文，现在能说真心话的，也就只有你了。”

这种信任，远超一般的上下级关系。

在安全通道方面，阎又文的身份提供了天然的掩护。

作为政工处副处长，他需要经常与北平各界人士接触，包括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这为他建立情报联络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参加各种会议，拜访各类人员，特务很难从他的日常行踪中发现异常。

更重要的是，他负责起草的文件、演讲稿等，本身就可以成为传递情报的载体，通过特定的暗号和标记，就能将机密信息隐藏其中。

最后是坚定信念，这一点虽然暂时无法从表面上看出，但阎又文的经历却暗藏玄机。

他并非一开始就追随傅作义，而是在抗战爆发后才进入其部队。

据知情人回忆，阎又文在加入傅作义部队前，曾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这段经历或许正是他坚定信念的来源。

随着对阎又文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一个清晰的轮廓逐渐浮现：他既有接触核心机密的权力，又有傅作义的深度信任，还有传递情报的便利条件，种种迹象都表明，他就是那个隐藏在傅作义身边的神秘情报源。

但要确认这一点，还需要解开最后一个谜团：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私人秘书，为何会成为中共的情报员？

他的信念究竟来自何处？

05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大地烽火连天。

年轻的阎又文怀着满腔热血，告别家乡山西荣河，西渡黄河来到西安。

当时的西安，是通往延安的重要门户，无数爱国青年从这里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

阎又文的目的地，正是延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阎又文遇到了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

潘纪文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实际负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地下党员和搜集情报。

他发现阎又文不仅文笔出众，而且思想进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非常认同，便主动与他接触。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培养，1938年，潘纪文正式介绍阎又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仪式在西安一个简陋的民房里举行，没有党旗，没有仪式，但阎又文举起的拳头却格外坚定。

潘纪文对他说：“组织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进入傅作义部队，潜伏下来，为党搜集情报。

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勇气。”

阎又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就这样，阎又文改变了去延安的计划，转而进入了傅作义的部队。

他从最基础的文书工作做起，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沉稳的性格，一步步获得傅作义的信任。

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与党组织保持着秘密联系，潘纪文成为了他的直接联系人。

在傅作义身边的日子里，阎又文过着“双重人生”。

白天，他是傅作义最信任的秘书，为其起草文件、出谋划策，甚至在公开场合发表拥护国民党的言论；

夜晚，他则化身为中共地下党员，在灯下整理情报，思考如何将机密信息安全送出。

这种身份的转换，需要极高的心理素质，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06

阎又文每天清晨都会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

他要先整理好当天需要傅作义批阅的文件，按紧急程度分类摆放。

桌上的砚台要提前研好墨，毛笔要理顺笔锋，这些细节傅作义从未特意要求，但阎又文坚持做了十年。

特务曾多次以“检查办公环境”为由搜查他的办公室，每次都只能看到整齐的文件和干净的桌面，找不到任何异常。

1948年12月，傅作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派第35军驰援张家口。

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到傍晚七点，阎又文全程坐在角落记录。

他的笔记本上，除了正常的会议内容，在页边空白处有几处看似无意的划痕。

这些划痕对应的是会议中提到的兵力数字和出发时间。

散会后，傅作义让他留下修改一份电报，直到深夜十一点才结束工作。

阎又文走出居仁堂时，北平城已经戒严。

街头每隔五十米就有哨兵站岗，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来回扫视。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以“送文件给政工处值班人员”为由，绕到府右街的一处宅院外。

这处宅院挂着“晋绥同乡会”的牌子，门口有两个穿着棉袄的守卫。

阎又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守卫说：“这是傅司令托转的同乡慰问信。”

守卫接过信封，没有检查就转身走进院里。

十分钟后，阎又文离开，信封里除了一页普通的慰问信，夹层中还有一张用薄纸写的小字条，上面正是第35军的驰援计划。

第二天清晨，这份情报就送到了华北野战军指挥部。

聂荣臻根据情报下令：在第35军返回北平的必经之路新保安设伏。

12月22日，第35军被解放军包围，最终全军覆没。

傅作义得知消息时，正在办公室里踱步，阎又文站在一旁整理文件。

傅作义突然问：“又文，你说35军怎么会这么快被围住？我们的部署是不是出了问题？”

阎又文低头回答：“可能是共军动作太快，也可能是下面的人执行命令有疏漏。”

他的声音平稳，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

特务部门曾怀疑过情报泄露与这次会议有关，排查了所有参会人员。

他们查看了阎又文的会议记录，比对了他当晚的行踪，甚至询问了政工处值班人员。

所有人都证明阎又文一直在工作，没有异常接触。

排查最终不了了之，他们始终没发现那些页边划痕的秘密。

07

1949年1月，傅作义的和平倾向越来越明显。

他开始频繁与邓宝珊密谈，有时就在办公室里关起门来讨论。

阎又文负责记录他们的谈话要点，每次谈完后，傅作义都会让他把记录整理成书面材料，锁进保险柜。

这些材料涉及和平谈判的条件、部队改编的方案，都是最高机密。

1月15日，傅作义与邓宝珊谈至深夜，两人约定三天后与解放军方面进行第一次正式接触。

谈话结束后，傅作义让阎又文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信，表达和平意愿。

阎又文在起草过程中，故意在信中留下三个笔误，分别对应接触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暗号。

他知道这封信会经过多层审查，这些笔误会被当成普通错误修改，但接头的地下党员能看懂其中的含义。

第二天，军统华北督导组突然来到“剿总”司令部，要求审查所有近期与外界接触的人员名单。

他们重点询问了阎又文近一周的行踪，特别是夜晚的活动。

阎又文拿出工作记录，上面详细记载了每天的工作内容和时间，包括深夜为傅作义修改文件的记录，有傅作义的签字确认。

特务核对了傅作义的日程表，发现完全吻合，只能结束盘问。

这次审查让阎又文意识到风险在增加。

他回家后，把藏在床板下的情报底稿全部烧毁，灰烬顺着马桶冲掉。

他的妻子问他为什么突然烧毁文件，他只说：“有些旧文件没用了，留着占地方。”

妻子没有多问，她知道丈夫的工作性质特殊，从不过问细节。

1月18日，傅作义让阎又文陪同邓宝珊去城外会见解放军代表。

车子驶出北平城时，哨兵检查了随行人员的证件。

阎又文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谈判用的正式文件。

公文包的夹层里，有一张傅作义部队的城防布防图，是他前一晚趁傅作义不在办公室时，从保险柜里取出复印的。

这次会见地点选在双方战线中间的一座小村庄，阎又文以“记录员”身份全程在场。

他把布防图悄悄放在了村头的一棵老槐树下，用石头压住，这个位置是之前约定好的接头点。

08

随着和平谈判推进，傅作义部队内部的主战派开始察觉异常。

第35军残部的军官联名上书，要求傅作义继续抵抗，甚至有人怀疑有内鬼泄露情报。

1月22日，傅作义在司令部召开军官会议，主战派与主和派激烈争吵，场面一度失控。

阎又文坐在角落记录，他注意到几位主战派军官频频看向自己，眼神里带着怀疑。

会议结束后，一位姓刘的师长拦住阎又文，说：“阎秘书，最近总有人说情报泄露，你天天在司令身边，是不是该查查？”

阎又文停下脚步，平静地说：“刘师长，司令已经让军统查过了，没发现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司令的命令，别让内部猜忌影响士气。”

他的语气没有丝毫慌乱，刘师长一时语塞，只能让他离开。

当天晚上，阎又文收到消息，那位刘师长已经向军统举报，说他有“通共嫌疑”。

军统决定第二天对他进行第二次审查，这次会更严格，可能会搜查他的住处。

阎又文连夜将藏在家里的秘密电台拆解，分成几个部分，分别藏在煤球堆里、咸菜缸底和书架的夹层中。

这些地方都是特务通常不会仔细检查的角落。

第二天清晨，军统人员果然来到阎又文家。

他们翻遍了衣柜、抽屉，甚至敲打墙壁查看是否有暗格。

在煤球堆前，特务用刺刀挑了几下，只挑出几块碎煤；在咸菜缸前，闻到刺鼻的气味后就皱着眉离开了。

搜查持续了两个小时，最终什么都没找到。

特务临走时警告阎又文：“最近老实点，别到处乱跑。”

阎又文点头应下，目送他们离开后，额头才渗出冷汗。

他知道不能再等了。

当天下午，他以“采购办公用品”为由，去了北平城的一家文具店。

这家店是地下党的联络点，老板是一位姓赵的中年人。

阎又文选文具时，低声说：“货要断了，需要补新的。”

赵老板心领神会，在给他打包时，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新的联络方式和时间。

09

1949年1月29日，傅作义最终决定接受和平改编。

他让阎又文起草《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这份文件前后修改了七次。

每次修改后，阎又文都会把修改内容整理成清单，交给傅作义审阅。

在最后一次修改的清单背面，他用铅笔轻轻写了“31日执行”几个字，这是和平解放的具体日期。

当天晚上，阎又文去给傅作义送最终定稿的协议。

傅作义看着文件，突然说：“又文，这次改编后，你打算怎么办？跟着我去绥远，还是留在北平？”

阎又文低头说：“我听司令安排，您去哪我就去哪。”

傅作义叹了口气：“这些年辛苦你了，你的才华，到哪里都能立足。”

他不知道，这句话阎又文等了十年。

1月31日清晨，北平城的枪声停止了。

解放军开始入城接管防务，傅作义的部队按协议撤出城外待命。

阎又文站在司令部的院子里，看着解放军战士列队走过街头，他们的步伐整齐，口号清晰。

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围观，而是回到办公室，开始整理傅作义的文件，准备交接。

特务部门在撤离前进行了最后一次大搜查，重点针对高级官员的秘书和幕僚。

他们再次来到阎又文的办公室，这次连文件柜的夹层都检查了。

阎又文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翻查自己整理好的文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搜查结束后，特务头目说：“阎秘书，我们要撤了，你好自为之。”

阎又文点头，没有说话。

当天下午，傅作义召集核心幕僚开会，宣布和平协议正式生效。

他让阎又文宣读协议内容，阎又文的声音平稳有力，在场的人都能听出他语气里的平静。

宣读结束后，傅作义说：“从今天起，北平和平了，大家的任务还没结束，要配合好改编工作。”

阎又文在笔记本上记录下这句话，这是他为傅作义做的最后一次会议记录。

10

北平解放后，阎又文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

他按照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协助处理部队改编事宜。

傅作义对他更加信任，很多改编中的具体事务都交由他处理。

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和之前一样，整理文件、起草通知、参加会议，只是工作对象从国民党官员变成了解放军干部。

1949年3月，改编工作基本完成。

傅作义准备前往绥远，临行前他问阎又文：“真的不跟我走？绥远那边需要你这样的人。”

阎又文说：“司令，北平还有些收尾工作没做完，等结束了我再考虑。”

傅作义没有勉强，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多保重。”

傅作义离开后，阎又文向组织汇报了潜伏工作的全部情况。

他交出了十年间记录的工作笔记，里面除了公开的内容，还有用特殊符号记录的情报传递时间和方式。

组织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告诉他可以恢复身份，转到地方工作。

阎又文选择留在北平，在政府机关担任文职。

他很少提起过去的潜伏经历，身边的同事只知道他曾在傅作义部队工作过，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他的妻子直到1955年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员，知道那些深夜的工作和神秘的外出都是在执行任务。

1962年，阎又文因长期劳累患病，住进了医院。

在病床上，他整理了自己的工作材料，把重要的历史细节记录下来，交给了组织。

他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只是说：“还有一些当年的文件可能有用，我都标出来了。”

同年9月25日，阎又文在医院去世，享年48岁。

他的葬礼很简单，只有家人和少数同事参加。

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任何头衔和评价。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文职干部，曾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为北平和平解放提供了重要情报。

直到1993年，当年负责北平情报工作的崔月犁等人整理历史资料时，才公开了阎又文的事迹。

人们这才知道，那个在傅作义身边工作十年的秘书，就是毛泽东口中“坐在作战会议上的人”。

他留下的工作笔记和文件，成为研究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史料，上面的每一处记录，都印证着那段隐秘的情报战历史。

阎又文潜伏的十二年里，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事迹，只留下了一叠叠整齐的文件和一本本详细的笔记。

他在傅作义身边的每一天，都在履行着共产党员的使命，用最平凡的方式，完成了最特殊的任务。

北平城的和平解放，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段隐秘的传奇，终于在多年后被人们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