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秘书回忆：真实的陈伯达原来是这样”

"贴身秘书回忆：真实的陈伯达原来是这样"

自60年代起，我们一直是陈伯达的秘书。

1970年，中央委员会在庐山举办了九届二中全会，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参与其中，而是留守在北京。陪同陈伯达同志与会的是缪俊胜同志，他当时不仅担任了陈伯达的秘书职务。

1970年9月7日至8日，缪俊胜同志从庐山来电告知，他和陈伯达同志将于何时何分乘坐飞机返回北京，并恳请我们做好迎接的准备。

飞机平稳降落，迎接的人群情绪高涨，纷纷向前涌去。我们亦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朱老总、董老等一众领导率先走出机舱。而陈伯达则是最后一位步出机门的。

我们二人上前引领陈先生登车，小缪便落座于司机老俞身旁，而我们则与陈先生一同占据了后排的座位。

一上车，陈伯达说：完了！

小缪生怕惊动老俞，便轻声说道：“哎呀，别提了，回家后再详谈吧！”

陈直言：政治上彻底完了！

小缪急忙制止道：“别再说了，回家再谈吧，回家再谈。”

归家之后，陈伯达简略地述说了山上的变故。随后的时间里，我们共同研读了那份他携带回来的文件中收录的主席亲笔撰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愈发深感问题的严重性。

陈伯达曾向我们提及，在他与主席进行那场关于《我的一点意见》的谈话——同时也是他们二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之前，他曾与主席有过一番深入的对话，那次的交谈颇为融洽。

“你可以联系之前共事的几位同事，大家齐心协力。”

陈伯达说：

在此次会面中，主席提及了吴冷西与胡绳两位前辈。一时之间，主席对胡绳的名字似乎有所遗忘。主席回忆道：“提及《人民日报》的吴冷西，以及那位……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

我提及胡绳的名字，主席便回应道：“对待知识分子，咱们应该持更宽容的态度，不是吗？”我向主席汇报，他们目前正于干校参与劳动。主席随即表示：“文人理应得到更多的宽容，我们完全可以让他们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

陈质问道：“难道我不是让小缪立即给你们打电话，通知你们回来吗？”

陈伯达提及：“在此次对话中，主席亦流露心绪，谈及个人困扰，提及其女肖力身体欠佳。我随即回应道：我将前往与她交谈。主席却轻描淡写地表示，你无需过问。”

陈伯达言道：“因此，我认为此次与主席的交谈尚可，即便我犯了错，退下便是。然而，他们（江青等人）将你们所寄送的语录呈送给了主席。实际上，吴法宪等人早已掌握了这些语录，但他们并未真正利用。不料主席浏览后对我甚是恼怒，并亲笔撰写了《一点意见》对我进行批评。”

陈伯达此刻正坐在沙发上，他的头部轻轻晃动，叹息声不绝于耳。紧接着，他显得异常懊悔，语气中满是歉意：“是我让主席太过愤怒，太过愤怒了……”

稍显平静之后，他语气中带着一丝信心：“嗯，主席对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深厚的喜爱。待会儿，他定会向我表达公正之言，展现出更为宽容的一面。”

“确实如此。”

陈伯达回忆道：“主席曾令我与他们沟通，于是我便拜访了江青。她惊喜地称呼我为‘稀客’，并提出要集体讨论。于是，江青将我引见给康生，我本以为将单独与康生交流，却不料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早已在座。江青询问我有何要谈，话音未落，他们便开始指责。康生斥责我自诩为‘小小老百姓’，实则为‘大大的野心家’；江青则认为我以‘小小老百姓’自居，实则是在推卸责任。他们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指责，无中生有，种种不堪入耳，让我感到羞愧难当……”

陈伯达感慨道：“在我看来，唯有总理尚显公正。我从会议简报中得知，总理在极其艰难的时刻，代表主席指出，我在过去三十年间，仅在少数重大问题上未能予以配合，而非所有问题上皆如此。总理的这一公正之词，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感激。总之，这次事件，我确实让主席感到极度不悦。”

陈伯达言道：“会上、回程的飞机上，众人纷纷避我、对我冷落，唯恐有所牵连，此情此景，自是情有可原。”

陈伯达自庐山归来未满两日，便决意剃掉满头青丝，剃成光头。尽管我们劝阻，他仍执意要剃，言必称：“欲为农夫，必当剃光。”

我们曾试图邀请他前往理发室，或是请他人代为理发，然而他均婉拒，只言“让王保春来为我剃头便可”。

可保春言道：“我从未剃过头，这怎么行！”陈伯达则回应道：“不会就试试看！”无奈之下，保春只得向警卫连借用理发工具，便在陈伯达的头上开始了剃头实践。

此刻，陈伯达的精神状况堪忧，他似乎已预感到了结局的临近。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内心的阴霾也随之弥漫。

起初，经办人尚负责将文件送达陈伯达手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服务也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仅有报纸与参考资料。

整天等待，却无信息。

陈伯达起初执意要投身乡野，成为一名农夫。他询问我们是否愿意跟随他一同下乡务农，而我们内心颇为烦恼，对这一提议未作明确回应。

他提及曾在山上向小缪咨询过，得知小缪状态良好，并乐意一同前往农村。此类言论他常挂在嘴边。我们对此已感厌烦，于是便回应道：“你未来的去向，中央尚未明确表态，这需由中央来决定。并非你一声令下便能前往农村，或许即便你有此意愿，也可能无法如愿。”

如此一来，他的话语便戛然而止。实则，他内心同样苦闷，感到无所适从，无法集中精神阅读，坐立难安。

陈伯达意欲拨通主席的电话，商榷一个适宜的会面时间，以倾诉心中所想。于是，他指示保春代为联系。保春却转而建议由文耀来拨打电话。然而，文耀却表示自己并不愿意执行这一任务，并提出应共同商讨，看由谁出面联系更为妥当。最终，决定由小缪来负责拨打电话。

缪俊胜同志拨通了主席秘书徐业夫同志的电话，告知陈伯达同志希望一睹主席风采。徐业夫同志在电话中回应称主席正在休息。由此看来，二人恐难以得见。

翌日，陈伯达再度命我们探询主席处是否可行。保春便拨通了徐业夫的电话，徐告知主席正有贵宾在座。显而易见，我们无法打扰。

陈并未放弃。经过一段时日，陈再次向我们提起：“你们去探询一下主席那边的情况吧？我们都已丧失了信心，觉得可能不会有结果，不会得到接见。”尽管如此，陈仍执意要求询问。保春和小缪都表示自己已经问过。

陈见我们相互推诿，不愿开口询问，不禁有些不悦地开口：“你们就帮帮我吧！”

文耀言道：“那便该轮到我提问了。”随即拨通了徐业夫的电话。徐业夫回应道：“主席方才结束了会议，待主席有空闲之时，我会立刻通知您的。”言下之意，便是请你不要再继续追问。

心中终是放下重担。陈伯达向我们轻描淡写地说：“如此便可，询问一番便可，多谢诸位。”语罢，他转身步入了自己的居所。

面对主席的电话邀约无望，陈伯达深知主席不会再召见自己，于是鼓起勇气，毅然决然地拨通了康生的电话。然而，秘书转告康生后，康生却未接听来电。

康生、曹轶欧

陈再度拨打康生爱妻曹轶欧的电话，却未能得到她的接听。

陈又致电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就文件送达一事进行咨询。

随后，陈伯达拨通了总理的电话，电话由秘书接听后转达给了总理。

总理接过电话，对陈伯达指示道：“此刻，你不宜四处奔波，与人闲谈。宜静心沉淀，深思一些问题，并加强学习。当前，众人皆需充电提升。”

周总理随后派遣王良恩等一行人至陈伯达府邸传达指示，临近国庆佳节，宜减少外出走动。北京外籍人士众多，若不慎被其所见，恐生不妥。

陈伯达彼时对于登上国庆的天安门城楼仍怀揣着一份幻想。王良恩向陈伯达解释道：“您是否能够登上天安门，此事尚未最终确定。”

陈伯达询问王良恩，是否还能允许他审阅那些文件。王良恩回应道：“关于机密文件，目前暂不提供，但内部与公开文件，仍将照常递送。”

实际上，目前仅存的一些内部与公开的文件，主要源自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以及《人民日报》等媒体出版物。

国庆节过后，陈伯达的情绪波动剧烈，似乎深思熟虑了许多，表面上可见其思想负担沉重。返京之后，他的饭量锐减，此刻更是食欲全无，夜不能寐，整个人显得明显消瘦。每当餐桌上摆满了各式佳肴，他仅啜饮少许米饭，菜肴几乎未曾动过，这让宋师傅焦急万分，生怕是自己烹饪的菜肴不合口味。

陈伯达深知江青与康生心狠手辣，一旦自己落难，难免遭受抄家与批斗的厄运，甚至连剃光头这样的屈辱也在预料之中。因此，这几日他显得颇为鬼鬼祟祟，四处藏匿，东藏西塞，试图将物品妥善保管。

保春悄声对文耀道：“瞧，老夫子恐怕又要给我们招来麻烦了……”

目睹陈将几本陈旧的书籍与字画揉作一团，正四处搜寻藏匿之所。保春疾步上前，从他手中接过这些物品，边说：“别再随意丢弃，赶紧拿去我们办公室的废纸篓中处理。”

不久之后，陈便鬼鬼祟祟地自废纸篓中取回了那纸团。文耀察觉此事，立刻展开追寻，最终在卧室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中发现它。因纸团体积过大，水势无法将其冲走。

文耀将之物从水中捞起，细细端详，却发现并无异宝，只是些年代久远的书籍，内容多涉及家族琐事，诸如家谱一类，想来是担心有人会误解并传播。

此幅彩色画像，疑似出自明代，描绘了一位身着戏服的完整身影，手中还紧握着一柄宝剑，昔日曾在陈先生的书房中悬挂。

这原本是他视为珍宝的家史，然而为了减轻自身过失的分量，他已将之从架上取下，东藏西掖于书库之中。

在那个年代，我们亦担心招致是非，恐怕被人误解为界限模糊，与陈伯达一同销毁证据等。鉴于此，我们对他这样的举动始终予以劝阻。

国庆佳节方落幕，便接到他儿子陈小农从石家庄华北制药厂打来的来电，询问为何他父亲未能登上天安门。我们回应道，他父亲近期身体欠佳，未能成行，便此搪塞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