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战俘归国后的真实命运揭秘

1953年7月27日，历经33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下画上了句号。在这场战争中，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胜利，不仅圆满实现了捍卫国家主权、抵御外敌侵略的战略任务，而且成功地将敌人阻挡在国门之外。

尽管整体而言取得了巨大成功，抗美援朝战争却并非完美无瑕。毕竟，在美国的强压之下，加之苏联与朝鲜的妥协，我国在停战谈判中被迫接受美国提出的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这一决定，使得美军得以在战俘问题上肆意妄为。

签署《朝鲜停战协议》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约2.2万名志愿军战俘中，三分之二的人因受美国及国民党集团的逼迫，最终被迫“选择”前往台湾，仅有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即便遭遇美军和台湾国民党集团的威逼利诱，乃至残酷的刑讯逼供，仍旧毅然决然地选择返回祖国。

最终，超过6000名志愿军战俘成功重返祖国怀抱。那么，他们回归祖国后遭遇了怎样的境遇？他们的命运最终又是如何的呢？

1953年8月，逾6000名归国的志愿军战俘在历经漫长的等待后，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们的第一站是辽宁昌图县的金家镇。负责接待并管理这6000多名归国人员的机构，名为归来人员管理处，该处由总部委托东北军区设立，其行政级别相当于师级。

昌图位置

对于这6000余名毅然归国的志愿军战俘，无论是党中央毛泽东归管处的管理人员，都深知，他们在战俘营中曾与美军和国民党特务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因此，这些人绝大多数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堪称令人敬佩的英雄。

所以，毛泽东在针对归国人员时，曾写下了20字方针，那就是：所热忱关怀，悉心教育，查明问题，谨慎处理，妥为安置。

满怀热情的关怀，自是容易理解。尽管这些同志身陷囹圄，但绝大多数人并未丧失民族气节，更未曾向敌人屈服。在战俘营中，他们依旧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展开斗争。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热情的关怀与党组织的温暖。

耐心之教育，实属当务之急。毕竟，这6000余位归来的同胞，曾历经被俘的屈辱与刻骨铭心的历史磨难。因此，对他们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教育显得尤为必要，以此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助他们放下沉重的过往。

理当明白，问题之复杂。纵然众皆怀善心，美军的暗中操控与国民党势力之介入，致使志愿战俘问题多。

美军意图在志愿军战俘中渗透间谍与特务，而国民党势力更是巧妙地利用了原属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员的身份，他们在战俘群体中构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因此，对这些人的识别与筛选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

在志愿军超过2.1万名战俘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最终被诱迫至台湾，这一现象背后的关键因素，在于国民党特务与潜藏于志愿军战俘队伍中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对志愿军战俘进行恐吓与胁迫，迫使他们前往台湾。

尽管六千余位坚持返国的战俘中，绝大多数均为优秀同志，然而，亦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掺杂有由美国或国民党派来的间谍与特务。因此，对其进行甄别显得尤为关键。

明确问题之后，不仅能够为绝大多数无辜的志愿军战俘洗清冤屈，而且还能让那些心怀叵测的少数人承担他们应得的惩处。

志愿军战俘

无疑，明确问题后，我们亦需谨慎应对。毕竟，被俘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不乏因伤致败、物资匮乏、武器短缺，亦或有投敌变节之举。

因此，针对此类人群，必须进行彻底的甄别，并采取审慎的处置措施。对于那些坚守信念、意志坚定的，应给予认可与表彰；对于那些曾有过动摇或犯下小错者，应给予理解。至于那些叛变投敌者，即便经过教育，也应让个人承担相应责任，但同时亦应从宽处理。

至于妥善安置然则，理解更为透彻。经过充分的甄别，每个人的未来与命运，自当得到妥善的安排。

俘志愿军战士

自向逾6000人传达毛主席的简明二十字方针后，众人皆如饮定心汤，对毛主席的方针表现出空前的拥护与支持。基于此，规管处随即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动员与教育大会。会上，志愿军战俘大致被划分为三大类别。

一类人物，在被俘之际，展现出非凡的坚定意志，忠诚不屈，且积极参与甚至领导对抗敌人的斗争。他们本身即已作出卓越贡献，故而，对这类人士，应当恢复其党籍、团籍、军籍，并予以公开表彰的妥善处置。

然而，还有一类个体，他们在被俘期间曾一度陷入低谷，或是犯有过失，但随即便进行了及时的改正。尽管他们曾犯有过错，但情节并不严重，且之后积极投身或引领了对抗敌人的斗争。因此，对于这类人，应当认可其被俘前的军籍，并对其党籍或团籍作出相应的开除处理。

第三类人员系战场中投敌或自愿投降，背叛组织，为敌所用的个体。鉴于他们所犯的错误性质严重，故而应毫无例外地被开除党籍。对于其中若是党员或团员者，亦应相应地予以开除党籍或团籍。

尽管在界定三类人员时心情沉重，但总体来说情况尚可，当时，被划入一二类的人员比例高达80%。绝大多数人得以恢复军籍、党籍和团籍，真正被剥夺军籍的仅是少数个别案例。此外，得益于工作的高效推进，已有大量人员开始逐步恢复党籍与军籍。

志愿军伤俘战士

自1954年3月上旬起，情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饶事件的影响下，大军区传达了新的指导精神，强调标准需予以提升。于是，审核的标准在转瞬之间变得尤为苛刻。

原本被判定恢复军籍的人员，如今多数仅被认可其被俘前的军籍。至于那些原先仅受到党内轻微处罚的个体，绝大多数则直接被开除出党。

在激发众人深入进行自我审视的过程中，我们的准则亦随之调整，对于志愿军战俘的自我反省，所参照的标杆转变为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革命先烈的崇高事迹。

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无疑是崇高的，他们理应被我们永远缅怀。然而，若将他们的标准强加于每一位志愿军战俘，无疑是过于严苛。

然而，当时督促志愿军战俘进行自我反省的众人，并未察觉到这一层含义。他们指令战俘在剖析自身时，应多述过错，少提功绩，且在撰写检讨书中，亦须严格遵循“多过少功”的准则。

如此高的标准，导致众多战俘对自己的剖析变得异常严格，有时甚至过于严苛。比如，一旦失去抵抗力量而被俘，便被视为“向敌人屈服”；若在敌人审讯时透露了部队的番号，则被视为“泄露军事机密”；而若采取与敌人周旋的灰色策略，则被指责为“向敌人妥协”。

即便被俘，不论缘由如何，亦被视为“丧失气节”。正如管理人员所言，“在共产党员的词典中，‘被俘’二字并不存在”。

在如此严苛的考验与压迫之下，志愿军战俘的体检报告几乎无一例外地演变成了他们的认罪状。

因此，经最终审核确认，在6000多名志愿军被俘将士中，原先保留党籍的比例为80%，但如今这一比例竟戏剧性地跃升至91.8%，更有甚者，以下人员无一例外地被强制复员。

志愿军战俘

1954年五月下旬，甄别工作终于圆满落幕。在6000余名归国的志愿军俘虏中，原先有2900余人身份为共产党员，而这些党员中，绝大多数遭受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而能够得以保留党籍的，仅有一百二十余人。

尽管这120余人仍背负着警告或是留党察看的处分，但关于众人最为关注的军籍问题，情况更为严峻。超过700人被剥夺了军籍，而4600余人仅被认可为被俘前的军籍。这对于6000余名归国的将士来说，无疑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

志愿军中被俘者中级别最高者，系原志愿军180师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最终被判定为叛党、叛国罪行，从而被开除党籍及军籍。

得知此消息的瞬间，吴成德顿时失去意识，神经系统也随之失控。大约两个月之后，他才渐渐恢复了些许清醒。

晚年吴成德

吴成德为何沦为战俘？在第五次战役中，我军因未能充分应对美军的反击，加之连续作战导致弹药耗尽，导致志愿军在战役第三阶段遭受了巨大损失，其中180师的损失尤为严重。

当时，180师陷入敌人的重围，被击溃打散，3000余将士不幸被俘。作为该师的领导，吴成德原本可以凭借自身能力，寻机突破敌围。但在师长下达分散突围的命令后，面对战场上那些无力挣脱束缚的志愿军伤员，吴成德心生不忍，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骑乘的战马，选择与这些伤员并肩作战，坚守到最后。

然而，鉴于队伍中伤员众多，转移变得异常艰难，队伍终究未能成功突围，最终被敌人团团围困。即便身处逆境，吴成德依旧带领着剩余的志愿军战士在敌后顽强抵抗。在语言不通、环境险恶的朝鲜战场上，他们坚持游击战长达400余日。直至游击队仅剩三人，吴成德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

即便身陷囹圄，吴承德依旧矢志不渝地奋战，对美军及国民党特务的诱惑与压力未曾屈服。因此，当吴成德得知自己被剥夺党籍与军籍的消息，他的内心难以接受，精神几近崩溃。

第五次战役

吴成德之类的情形不胜枚举。以原181师541团机枪连的文化教员史振荣为例，他本是陕西省富平县地下党领导人史志洲烈士的遗腹子。自参军入伍以来，他秉承父亲遗志，表现尤为出色。

他之所以沦为阶下囚，实因身患重疾。在从前线撤往后方的途中，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最终在防空洞中被敌军掳获。即便沦为俘虏，史振荣在遭受敌人残酷折磨之际，依然坚贞不屈。因此，对于仅认可其被俘前军籍的结论，他深感不公，内心充满了委屈。

纵然众人的冤屈无法撼动审查的结论，众多人士不得不黯然退役归乡。即便告别了钟爱的军旅生涯，那些被遣返回家的志愿军战士，即便已远离军营，依旧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背负着曾被敌俘的经历，他们归乡后，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诸多白眼与冷遇。

有人常受同事和家人歧视。

即便工作表现斐然，某些人亦难以获得晋升机会，往往因为政审环节难以通过。

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工作，这源于他们那段作为战俘的经历，导致被单位除名。

有些人因战俘的身份所累，甚至其家人子女亦遭受牵连，导致他们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和参军服役的宝贵机会。

此类繁多。

志愿军战俘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在此背景下，加之战俘持续上访的压力，中央办公厅于1980年9月27日，正式下发了关于处理战俘的相关文件。

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长久以来的期盼终于成真，在情况被彻底查清后，他们得以恢复党籍和军籍的荣誉。不仅如此，他们的生活补贴亦得以重新发放。这些历经磨难与坎坷的志愿军战俘，终于迎来了那久违的公平。

为何这些志愿军战士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后，却遭受了如此重创呢？

一方面，高饶事件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亦与中国乃至东方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在传统文化中，对被俘的理解普遍带有负面色彩。

志愿军战俘

正因为中国历来秉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所以在传统文化中，一位军人即便面对失败，也不应沦为战俘，而应以生命捍卫信仰与尊严。

因此，誓守尊严，绝不屈服于囚虏之辱，这一信念早已深植人心，成为普遍遵循的准则。正因如此，这6000余名志愿军战士，因沦为战俘而蒙受的屈辱，自始至终被众人视为一种难以抹去的耻辱经历。

这种观念不仅限于军队内部，连普通民众亦普遍认同，这也是志愿军战俘归乡后仍遭受众多歧视的主因之一。

显然，随着时光的流转，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局势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国人的思想觉悟与权利意识亦不断攀升。人们愈发意识到，志愿军战俘的身份固然不甚光彩，但其中不乏诸多客观因素。事实上，这些人中大多数并非自愿投敌，他们在敌人的营垒中依旧坚守革命信念，与敌对势力展开了殊死抗争。

台湾志愿军战俘

即便他们不幸沦为战俘，他们未曾背弃祖国与人民。鉴于此，他们理应避免遭受不公的对待。在战俘营中，他们那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与坚定的回国意志，更应得到认可与赞誉。这6000余名坚守信念、与敌人抗争并渴望归国的志愿军战俘，依然是志愿军乃至整个中国的英雄。